目前，中国机器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由于核心零部件研发滞后而未能形成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在产业链中游则缺乏大型支柱企业，国内机器人企业大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由于很多企业聚集在中低端，导致被视为“高技术”的机器人低端产能过剩甚至需要“去产能”的情况。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不健全，核心零部件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致使中国虽然存在大批本国机器人企业，国内企业所需机器人却有80%要依靠外国或外资机器人企业提供，因此，在机器人产业链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潜能还远远未能充分释放。

　　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仅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崛起，而且其中某些技术仅仅一项，就足以在制造业内引起一场革命（例如“机器人革命”“3D打印技术革命”等）。显然，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或称“机器人革命”）正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领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指出：“机器人产业将会再现计算机产业的崛起之路，成为继汽车、计算机之后最有潜力的新型高技术产业，在不远的未来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文就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或中国机器人革命的若干问题做些初步讨论。

　　机器人与技能

　　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自动化机械能够代替一部分技术工人的劳动，因而导致一部分生产技能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境地，这是事实。但如果认为由于工业机器人等的出现，“技能已经过时”“学技能没有出息”，则是不正确的。

　　从美、日、德等国家推广和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情况来看，目前机器人+人工智能所能代替的技能劳动的种类虽然越来越多，但终究还是有限的，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很多技能劳动仍要靠人来干，很多行业仍可能面临技能劳动者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的日本、在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机器人的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首先需要靠工程师和能工巧匠充当“教师爷”对它进行“调教”，这是一项高难度的技能和非常辛苦的工作，而在机器人投入生产线后，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要靠人来掌握，工人需要进行生产前的准备、生产中的监视及维护，对机器人可能出现的错误加以纠正，对设备和零部件进行调整、更新和维修等工作。显然，机器人技术越发展，生产线对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的依赖越大，对操作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工人的技能要求就越高。总之，当生产现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多数场合能解决问题的是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而不是机器。与此同时，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机器人还不会改进技能，技能本身的发展和改进工作，乃至某些近乎“极限”的高度技能，也仍然要靠人来做。比如世界上精度最高的产品无一例外是靠人手工打磨出来的，“超精密机械导轨的滑动面被称为‘绝对平面’，要求精度在1/10000毫米以上，没有任何机械或机器人能加工这种绝对平面，只能用手工的方式加工。”

　　此外，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一位工人要照看的生产过程越来越长、越全面，因此需要多方面技能。机器人等自动化机器设备很复杂，要掌握它们不仅需要技能，而且需要技术，特别是作为机器人等自动化机器设备的核心的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许多企业曾推行“机电一体化”教育，既教会机械专业的工人懂得电子技术，又教会电子专业的工人懂得机械技术。总之，随着机器人的普及应用，既要工人掌握技能，又要求掌握技术，成为技术与技能兼备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技能劳动者除去专门技术和技能之外，至少需要掌握运用计算机的技术和技能。

　　为了改进机器人本身，也需要运用高难度的技术和技能，开发诸如以不定形状物（配线、缆线等）、柔软物（食品、凝胶等）、难辨认物（光泽零部件、透明零部件等）为作业对象的机器人；开发无须使用润滑油的机器人零部件；“节能机器人”；性能优异的视觉、力觉、触觉等传感器以提高机器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反应能力；提高作为机器人“头脑”的人工智能水平以增强机器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与机器人及信息系统这三者相互融合的技术；拟人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生物机器人等所需的仿生材料；机器人的结构材料、表面加工、材料添加剂、改质剂等材料等等。在机器人应用技术开发方面，开发诸如适用于依赖人工程度较高的那些产业部门和中小企业的机器人；在汽车、电机电子这两大比较成熟的机器人用户产业中，用于“机器人化”滞后的准备工程的机器人领域推进机器人；有助于实现省力化的农业机器人以及利用大数据判别受伤果实的机器人；可用于清洁维护大型光伏发电站的太阳能电池组件、能自动导航的清扫机器人；适用于包括物流和商流在内的流通业、饮食业、住宿业以及上述行业后台作业的机器人；实现商店待客服务的机器人化等等。

　　机器人与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地制造，尽心尽力地服务，“术业有专攻”，长期磨练一技之长。笔者参观日本一家工厂时，发现其用大标语写着“一品入魂”四个字精练地体现了工匠精神，就是要把“心”与“魂”注入到独此“一”家（only one）的产品之中。

　　或许有人会问，工厂劳动者是匠人精神的载体，如果机器人把工厂劳动者的工作都顶替了，还需要工匠精神作什么？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笔者曾考察过日本一家做刀片的中小企业，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末创业时，曾制作用于切金属钢笔尖中缝的刀片，后来他们仿佛迷上了一个“切”字，发挥“一品入魂”的工匠精神，把刀片做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硬，居然可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出比纸张还薄得多的刀刃，排成一行的几十片刀刃在每分钟3万转的旋转状态下，能迅速而准确地把坚硬的硅单晶片切成数以百计的小芯片，留下宽度仅为头发丝几分之一的切缝，而这些小小的半导体“芯片”正是手机、电脑、家电、光伏电池、航天器、导弹武器乃至一切信息产品须臾不可或缺的元件；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须臾不可或缺的支撑。

　　机器人、3D打印等新科技发展需要工匠精神的支撑，还体现在新科技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比如要使新科技产业化，变成生产力，一个极重要环节就是把构思或设计变成实物。作为新科技研发基地，如果只有科学家、设计家和企业家，而没有善于动手做东西的“能工巧匠”，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或只能是搞交易做买卖。中科院院士沈鸿曾说过，“专家设计的图纸再好，如果技术工人制作不好也白费”。对于真正搞研发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最值得憧憬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和设计，你想制作什么新试验装置，总会有能工巧匠来帮忙，把画在图纸上的思想变成实物，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些能工巧匠往往具有那种以“能做出最好的东西、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而自豪，并以此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寄托的工匠精神。

　　新科技革命将可能使“工匠精神”更加出彩的一个最大理由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工业生产正在形成单品种大批量生产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并存的“双模式”，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则进一步朝着“个性化生产”转变，即生产者按照消费者个性化需要进行定制生产日趋普及。作为定制生产者，需要兼备有以下特点的工匠精神，其一是与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的亲情对话的能力，具有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就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为消费者量体裁衣的“裁缝精神”和彻底的不仅是“为了人民”而且是“为了人民中的每个人”的服务精神，这种“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就制造什么”时代的工匠精神比起过去“生产者制造什么消费者就消费什么”时代的工匠精神显然要提升一个档次。过去生产者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大量生产同一种尺码系列的鞋子，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削足适履”“挤足适履”，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成为历史。其二，“个性化生产”者的工匠精神不仅要“做东西”而且要“做事情”，不仅为消费者做家电、汽车等各种产品，而且为消费者解决衣食住行遇到的各种问题，工匠精神从尽心尽力“做东西”到尽心尽力“做事情”显然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其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由于一般人都拥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个性化的生产和消费必将既提高生产者的工作质量也提高生产者的生活质量，最终提高人们的身心质量，从而使劳动者更好地发挥高度的工匠精神，实现具有更高品味、更高活力的社会。其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自己生产，制鞋厂向消费者个人出售鞋类生产的权利和软件，消费者利用3D打印机生产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鞋。总之，个性化生产和消费的范围逐渐扩大，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更加丰富，然而也必然要求更多的人为之劳作、为之服务、从而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

　　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通过考察日本的很多工厂，总结了工匠精神的几个特点，感到这些特点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1）“工匠精神”是以热爱劳动为美德的生产现场优先主义；（2）“工匠精神”是通过生产实践锻炼出来的，生产实践的要求越严格就越能锻炼人；（3）“工匠精神”是不分等级的，普通工人、技术专家、经营管理者在生产中都是平等的，大家能互相交流合作、切磋琢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共同努力；（4）“工匠精神”与员工士气高、能积极地提出合理化建议、开展技术革新的创新精神相结合的；（5）“工匠精神”不分学历，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可以在生产第一线一展身手；（6）“工匠精神”既体现为专注于某一种工序努力锤炼“一技之长”，又体现为不局限于自己的工序，而持有对生产过程的整体观念；（7）“工匠精神”在行业之间也是不分高低的，“低技术产业”员工的“工匠精神”完全可能转化为“高技术产业”员工的“工匠精神”；（8）在多数产业领域，“工匠精神”总是与能够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或集体主义精神紧密结合的；（9）“工匠精神”需要企业经营者高度重视生产现场并注意培养技能人才，更需要以整个国家对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作为背景；（10）员工的“工匠精神”与企业的“寿命”成正比，企业经营得越好，“寿命”越长，员工的“工匠精神”越强。

　　近年调查表明，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寿命11.1年，其中寿命达20年以上的仅7.9%，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2.5年。从国际比较看，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显然，企业寿命年数的差距与企业员工技能的差距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企业寿命越长，就越有利于企业培养员工的“适合本企业需要的技能”，特别是日本采用终身雇佣制的企业，很舍得为“企业内教育”下功夫，因为经营者比较不担心员工的技能水平上去了，就会“携技能”（很可能包含企业的技术秘密）而“跑路”甚至投奔到与之竞争的企业。与日本相比，很难想象平均寿命只有11年甚至2.5年的中国企业怎么可能会舍得下工夫培养员工的技能。

　　有统计表明，截至2012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837家，荷兰222家，法国196家，之所以如此多的长寿企业集中出现在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一个民众之中比较普遍地传承着工匠精神的国家比较容易获得尊重。中国学者王文说：即使在中日政治关系很不好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达2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达到500万，再翻一番，其中将近1/3的中国人都去过日本两次以上，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医疗、观光很有吸引力等等。”王文认为：“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外，中国与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如何冷静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中国继续学习与钻研日本，与对日斗争博弈显得一样重要。”“中国人应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这种敬重恐怕应该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然而，当今中国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劳动者素质不高，做工做事不尽心尽力，工作态度比较浮躁，忽视产品品质灵魂等问题。有专家指出，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中国制造”少见享誉世界的品牌；鉴于工匠精神的差距，“在同样的流水线上，日本工人、德国工人生产出的是A级品，而我国工人生产出来的可能就是B级品”，缺乏工匠精神成为当代中国制造企业难以做强的根本原因。

　　机器人与失业

　　欧特克公司（Autodesk）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Carl Bass）曾说：“未来的工厂仅需两名员工——一个人和一只狗，人在那里喂狗；狗则守着机器不让人碰。”?尽管这句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是，很多制造业的工厂日趋“无人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确实，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将可能引起劳动力市场出现“破坏性变化”。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2020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15个领先国家消灭大约710万个工作岗位，创造大约200万个新工作岗位，净损失510万个工作岗位。同样是在2016年1月，美国花旗银行和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一项《工业2.0时代的技术》研究报告显示：未来10年或20年，1.4亿知识工人将会因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有57%的工作岗位估计会面临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这个比例在印度为69%，在中国为77%，远高于发达国家。至于日本，据2015年12月野村综合研究所与英国牛津大学副教授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等人的共同研究报告，在未来10～20年之内，日本49％的劳动者的工作将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代替，“未来需要特别技能和知识的工作很有可能被代替”。奥斯本还认为，美国劳动人口的47％、英国劳动人口的35％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代替。而野村综合研究所“2030年研究室”则表示，日本的“被代替比例”之所以高过美英，可能是因为日本“白领员工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从事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代替的职业的人数较多”。这意味着从事那些容易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职业的人数越多的国家，越可能引起结构性失业率或“技术进步型失业率”上升，使那些无法跟上技术进步、不适应新技术革命、胜任不了新工作岗位的白领和蓝领劳动者被抛入结构性失业队伍。?上述77%的数字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市场将可能面临机器人等新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

　　然而，新科技发展创造出的新工作机会总多于淘汰掉的旧工作机会，这几乎成为一个历史规律，但新科技发展创造工作机会需要足够的时间。在19世纪初，美国国内工作岗位的80%在农场，然而现在只有2%的工作岗位在农场，在其后大约200年时间里，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多达78%的从农场溢出的工作岗位完全消化掉了。可以认为，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等各种对新科技发展从劳动者那里夺走的工作机会多于创造的工作机会的预测，可能是对新科技发展创造新工作机会的能力估计不足，也可能是它们的预测期间不够长。近来的研究表明，导入机器人后，雇佣人数仍然增加的6个产业领域分别是汽车、电子设备、可再生能源、高度系统、机器人工学、食品和饮料。另有数据表明，导入100万台工业机器人，大约可产生30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些新工作岗位要求劳动者掌握与机器人进行协调、对机器人进行维修的技术和技能，但未必都是工程师。

　　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正在催生很多全新的企业和商业，比如机器人修理业、自动驾驶汽车维修业等等，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对技术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专家认为，今后大量新工作岗位会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相结合的所谓STEM领域为中心而产生。此外有专家认为，新科技革命时代所要求的技能需要在专业技能之外加上运用计算机的技能。

　　抓住机器人的弱点与人类的长处，或可能想象今后很长时期有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不被机器人等“取代”。比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尚不具有与人交涉、对人进行说服之类的复杂工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新思想idea的能力，为此，诸如护士、特色手工业者、?商店导购员、工艺艺术家、创业者、有领导能力的管理者等需要拥有创造性、兼有情感和才智的工作岗位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消失。但是，即使我们相信从长期看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工作机会多于淘汰掉的旧工作机会，仍不能不高度关注从短期内（5～10年）由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工作机会少于淘汰掉的旧工作机会而导致失业人数增加问题，失业人数增加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损失、家庭消费的减少和企业投资的下降，使整个经济增长受到抑制，甚至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机器人与竞争力

　　机器人革命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效果很可能大不相同，一个国家从机器人革命获益多大取决于它以多快速度来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德国、韩国被认为是对机器人适应能力最强的三个国家，有望通过机器人革命获取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机器人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主要地体现在它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在日本多次参观考察了汽车企业采用机器人的生产线和半导体企业的超净车间，特别是在采用机器人的汽车生产线，由此了解到，用机器人做工可节省原材料，保证产品质量稳定，不惮在恶劣环境中做工而且不眠不休，节省为保护劳动者所必须的空调、暖气、照明等开支，可实现在同一生产线交替制造不同型号产品。马克思曾说：“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随着机器人价格日益低于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采用机器人取代劳动力，导致汽车等的生产线日益趋于“少人化”甚至“无人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日本深谷的一家工厂的一条月产15万台彩电的生产线仅有一人值班），大大减少了为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劳动力，从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不同产业部门，机器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各不相同，目前已有学者取得了机器人对一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做贡献的数据。2015年格雷兹与米切尔Graetz和Michaels通过分析国际机器人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提供的有关1993年至2007年间17个发达国家的14个行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数据以及EUKLEMS数据库的相关经济指标，认为在制造领域使用工业机器人，使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提高了0.36%，相当于该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16%，从而得出了“工业机器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结论。Graetz和Michaels还通过计算指出，机器人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可与经典的通用技术——蒸汽机技术在1850年至1910年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匹敌。

　　机器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每单位产品所投入的劳动成本而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成为世界上最领先、最积极应用机器人的产业，美国《哈佛商业评论》1981年11月号指出，当时生产同样规格的汽车，日美之间每台相差1500美元，而美国公司生产的汽车成本较高的原因就在于生产机器人化的落后。可见，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领域，积极导入机器人等自动化生产技术，是制造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机器人与产业链

　　马克思说：“机器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扩大了，供这个产业部门以生产资料的别的产业部门的生产会跟着增加。”?由于机器人产业与其他众多产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发展，继而带动与其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大大超出机器人产业本身法阵的波及效果。首先，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构成机器人的零部件群”（减速系统、传感装置、电机电池、伺服系统、驱动系统、控制系统等）产业的发展。其次，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间接相关的特殊产业机械、电子器件、原材料乃至公共服务等部门的发展。这意味着机器人产业不仅以其本身发展为一国经济增长贡献产值，而且通过刺激整个相关产业链及其延长线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日本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板仓孝雄通过对日本机器人相关企业和机构进行采访调查，并与市场预测相结合，得出机器人产业带动间接关联产业部门的“间接波及效果”相当于机器人产业带动直接关联产业部门的“直接波及效果”的2.38倍，高于一般制造业的波及效果倍数（大约为2），但低于轿车产业的波及效果倍数（2.99）。认为机器人产业的波及效果倍数低于汽车产业的计算很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因为机器人的零部件数目（以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为例，大约有2000个零部件）远远低于汽车（至少两三万个），而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很强的带动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零部件多，中间投入比重大，产业链条延伸很宽很长。因此，机器人产业，无论是从本身规模还是产业链长度和产业波及倍数看，它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然不能与汽车产业同日而语。

　　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机器人市场的增长虽然很快22，全国已经涌现出数百上千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应用市场的增长速度更是居于世界之首，但是，中国机器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内机器人企业大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在产业链上游由于核心零部件研发滞后而未能形成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在产业链中游则缺乏大型支柱企业，由于很多企业聚集在中低端，导致被视为“高技术”的机器人低端产能过剩甚至需要“去产能”的情况。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不健全，核心零部件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致使中国虽然存在大批本国机器人企业，国内企业所需机器人却有80%要依靠外国或外资机器人企业提供，因此，在机器人产业链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潜能还远远未能充分释放。

　　机器人与劳动

　　马克思说,“劳动手段一经采取机器的形态，便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了。”这句话完全适合于机器人，可以说，机器人对劳动者的工作的争夺，较之以往所有机器更加咄咄逼人，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途径就是劳动者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去从事机器人还不能做的工作，或者与机器人进行合作。

　　如前所述，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总的来说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会超过被淘汰的工作岗位，例如汽车取代马车导致马车维修工和马医减少，却创造了汽车加油站服务员和汽车机械师等新职业；印刷机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基本夺走了抄书匠的职业，但却带来了装订、运输、营销、售书等新职业，其工作岗位数量大大超过了抄书职业。然而，有专家认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导致新创造工作岗位大大少于被淘汰工作岗位的新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呈现出前几次工业革命中任何技术无可比拟的“指数式”飞速发展（exponential growth），而且其应用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所有与知识相关的服务工作，使服务业等非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意味着“人与机器人的矛盾”之尖锐程度要大大超出以往的“人与机器的矛盾”，为此，“我们要对教育进行变革，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与机器竞赛’，而不是与它们对抗”，“我们还要做很多提升创业精神的事情，因为它能创造新的行业和就业机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为了追求利润和扩大市场，“资本家抢着要采用改良的代替劳动力的机器，并抢着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换句话说，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动机，会尽最大可能以机器人替代劳动，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使劳动者承受“没有工作的伤害”。然而，大量研究结果也显示：“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结论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工作能使人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又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劳动对一个人的身份和稳定，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劳动“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这句话，因为在历史上由于新机器导入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今还有专家预测2020年美国将可能因为机器人普及导致失业增加而发生反对机器人运动甚至暴乱，因为正如《未来的工作战争》的作者吉姆·克里夫顿认为：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这之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纷至沓来。”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之所以出现政治动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

　　为此，当今我国制定机器人发展战略，应始终坚持对劳动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对“拥有一份好的工作”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的尊重。可以说，有没有上述“三个尊重”，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企业的机器人发展战略很可能是大不一样的。日本一些企业的实践表明，“过多使用机器人反而导致低效率”，有些企业甚至从“机器人换人”又改回“人换机器人”。借鉴国外的经验，中国应该逐步形成一种人与机器人合理分工的劳动形态。记得过去国内有一部小说的题目是《工作着是美丽的》，我们是否应该“圈出”一部分工作范围不让机器人“侵入”，比如烹饪、艺术、园艺、陶艺、期刊编辑、新闻记者、商品企划、研究开发、数据分析、特殊工艺等，让有特殊本领和爱好的人们享受“工作着的美丽”，从劳动中获得尊严、满足和幸福感。总之，机器人革命既是自然科技问题，也是社会科学问题，作为机器人革命的“顶层设计”者，不应形成“机器人就是人的顶替者”的简单概念，而应形成“机器人与人之间形成互助互补关系”“机器人是与人一起共同创造高附加值的劳动伴侣”的科学概念。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有关“机械”的问题，然而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却不能“机械化”。机器人时代的人类社会，决不应成为机器人排斥人类、致使人类“无事可干”的社会。归根到底，机器人发展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应该而且必须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机器人。机器人是人造出来的，人类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去创造出一个令很多人“无所事事”的未来。

　　机器人与市场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就机器人而言，先是工业生产的需要推进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继而是服务行业的需要推进了服务机器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与工业机器人具有比较明确的“现在已有的需要”（比如汽车生产线上的机器臂）相比，对服务机器人的社会需要可谓“海阔天空”，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边界的，随时可能开拓“出乎意料”的新应用、新实践，因而在市场需要不很明确的情况下，开拓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

　　服务机器人一般分为“工作用服务机器人”和“家庭或个人用服务机器人”，从世界看，欧美等国的“工作用服务机器人”需求约有45%面向防卫和军事用途，而在超老龄化的日本，面向护理、清扫、娱乐等领域的“家庭或个人用服务机器人”受到更多关注。总之，服务机器人是一个需建立在新的知识和文化基础上的、不同于用途比较单纯的工业机器人的新兴产业领域。

　　在现实生活中，科技工作者往往会遇到两类矛盾，其一是“现在已有的需要”与“现在尚没有的技术”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去创造新的技术来解决矛盾；其二是“现在尚没有的需要”与“现在已有的技术”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去创造新的需求来解决矛盾；其实，人的欲望或需求是没有止境的，所谓“创造新的需求”在实质上就是挖掘尚未显露的潜在需求，创造需求也就是“创造市场”，“创造顾客”。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是“市场和发明的结合”，是“（对市场的）洞察与技术发明的交点”，在机器人或其他技术领域，成功的创新者需兼备深刻的“市场洞察力”和“技术发明”的才能，在“（对市场的）洞察与技术发明的交点”之上开发新产品。

　　机器人要能够为市场所欢迎，需达到“三用”、即实用、易用、耐用。所谓“实用”就是有实际用途（这取决于机器人企业能否真正站在消费者立场上，仔细把握各阶层人们的实际消费需求，而不是仅凭技术人员的兴趣和爱好来进行产品构思和设计等）；所谓“易用”就是使一般人都可以熟练使用；所谓“耐用”就是产品达到为满足实际用途所需的“寿命”和低故障率（这关系到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索尼公司开发了宠物机器人（“机器狗”）AIBO，被视为日本“家用机器人第一号”。该款机器人从1999年开始发售以来，累计仅售出15万台，尽管机器狗不会带来拉屎撒尿的麻烦，但与毛茸茸的真狗相距甚远，很难讨人喜欢，因此，这种当时被视为家用机器人“先驱者”的机器狗的商品寿命只有八年，于2006年停产。据专家称，要使机器人具有活物甚至人类那样的皮肤毛发，需要数以万计的皮肤传感器，还需埋设数量之大超乎想象的信号线路，其技术难度极大。AIBO机器狗的失败，就因为它违背了在“（对市场的）洞察与技术发明的交点”之上开发新产品的道理，因为似乎宠物机器人会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消费者真正喜爱的是“有体温”的、毛茸茸的机器狗（“导盲机器狗”可以另作别论），而技术发明尚远远未能满足这种需求，这个例子表明AIBO机器狗的开发者既没有真正洞察到市场的需求，也没有意识到当今技术发明的局限性。

　　另一种情况是，尽管技术发明达到了期望水平，但技术开发者对市场的洞察不够准确而导致失败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发出清扫机器人，却迟迟未能商品化，其原因是日本的相关企业担心“万一清扫机器人把日本人家里的佛坛上的蜡烛碰倒并引起火灾，责任该由谁负”之类的安全问题，因而一直未能实现清扫机器人的商品化，也一直未能开发出“不会碰倒任何东西”的尽善尽美的清扫机器人，以致日本人至今仍不得不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清扫机器人（美国iRobot公司利用其在国防部DARPA支持下所开发的“扫雷机器人”技术转用开发成的“家用清扫机器人”，从2002年开始销售十几年间，已销往世界40多个国家，累计售出了800万台）。这个例子反映了技术开发者没有必要使产品性能和可靠性水平超出实际需要，因为这样会大大增加产品成本和影响商品化进程；这个例子也体现了日本制造业一味追求“极限性能”、过剩质量（必然导致产品价格过高）的“技术文化”。

　　2014年6月，日本软银公司发表了由该公司与法国Aldebaran Robotics公司共同研发、台湾鸿海精密制造公司制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佩珀（Pepper），该机器人配备了语音识别技术，能通过分析人类表情和声调“读”出人类情绪，与人类进行交流，因此也称为“情感机器人”。同年12月，佩珀作为免费雇员，开始在日本的电器店里售卖咖啡机，通过与顾客交谈对话，帮助制造商理解顾客的需求。2015年2月，面向研发人员的首批佩珀在发售开始1分钟内即告售罄，面向一般消费者的产品于同年6月至12月以每台19.8万日元的价格7次发售，均在1分钟内售罄。其后大幅增加产量，2016年1月开始，顾客已经可以在软银公司店铺经常性地办理购买手续。2016年6月中旬，佩珀的机器人开始在比利时的两家医院协助病人进行预诊工作。同年7月下旬佩珀机器人正式在台湾亮相，且已获得台湾第一银行、家乐福、国泰人寿、台新银行、亚太电信等多家业者的“聘用”，屏东县“政府”也将引进用作迎宾。佩珀预计9月底上冈，月租金为26888元（新台币，下同），比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22000元）还多一些。佩珀的成功反映了这项产品确实是立足于“（对市场的）洞察与技术发明的交点”之上进行开发的。

　　机器人与人才

　　“革命化的技术突破，需要的人才不是以千或万计，而是以十万乃至百万计”。为了抓住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我们不仅要重视培养机器人专业及机器人相关专业的科技人才，而且还要重视培养尊重科技、热爱劳动的下一代。我们既要扩大高等院校机器人专业的招生规模，培养机器人研发制造、系统集成、软件智能、感知与识别、驱动与控制等领域的技术人才，培养机器人的头部、眼睛、手指、关节等核心技术相关人才以及从事“下一代机器人技术开发”的关键人才，又要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增设机器人程序操作、软件开发、保养维修等相关专业人才，还要培养与机器人技术领域有关联的、包括能源、材料、通信、安全、大数据、人机接口等广泛领域的技术人才。

　　作为职业教育的延伸，对已经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员工进行继续教育或在职教育，可望成为快速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的捷径。宜采取当代科研活动的各种新方式，大力激励企业与个人的创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比如通过“科研众包”和“公民科学”方式挖掘创新人才。要推动科研众包（Crowd sourcing），在网上聚集来自全球的科研人员,交流学术成果，开展科研协作，共同与市场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要推动“公民科学”（Citizenscience），促使大量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科学爱好者，通过网络组织的号召，去参与科研任务，这种方式尤其适合于机器人技术领域，因为在当今科技革命时代，社会上不乏业余的科技活动爱好者，而其中不同年龄层次的机器人技术爱好者更是为数众多。

　　要注意防止技术人才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失”，防止专业人才“流失”到非专业领域，特别是要防止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晋升”为经营者而从“优秀的技术者”变成“无能的经营者”，既造成技术人才的浪费又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要注意发挥退休专业人士的“余热”，帮助那些身心体魄健康、专业基础扎实、技术经验丰富的退休科研人员摆脱那种刚过60岁或65岁就陷入“为儿女抱孙子”之类的繁重家务，参加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高科技研发活动中来。要提升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产业工人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帮助尚停留在“农业勤劳”习惯的农民工培养“工业勤劳”习惯。

　　机器人的技术研发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因此，想要从其他企业或外国“挖”机器人领域的科技人才，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重在“连锅端”而不是重在“挖”个别人才。例如，从2004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主办国际机器人大赛（被称为“机器人奥林匹克”），以便从世界各国吸收优秀的机器人研究成果、人才和风险企业。在DARPA于2013年举办的机器人大赛中，日本一家由东京大学助教创业才一年的机器人风险企业开发的机器人获第一名，且其得分大大超过第二名。到了2014年初，这家日本风险企业及其他7家企业就被美国谷歌公司“连锅端”地收购过来。

对机器人等新科技领域的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需要注意培养儿童与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鼓励更多的青少年走技能成才之路，让更多的青少年传承工匠精神，专心专注钻研技能，努力创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使我国成为技能人才强国。要改造我国的学校教育结构，在小学升中学、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节点，应该就注意及早将一部分孩子“分流到”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学校中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上职业学校作为“高考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出路。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家长要把孩子领到职业学校门口说：“你要是不好好用功，考不上大学，就得到这里来”。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和改变鄙视劳动、轻视工匠、轻视职业学校的社会风气、政策导向、舆论倾向！要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收入描述杰出能工巧匠的人生故事的课文，并增加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介绍数十年如一日钻研一技之长为国家做贡献的、堪称“人生教科书”的能工巧匠事迹的视频教材，作为必修课让学生观看并写出观后感。

　　要注意机器人的发展不仅是自然科技成果，也与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特别要关注机器人普及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为此需培养与机器人相关的经济、文化、法制、伦理道德等问题的、自然科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人才。

　　对科技人才不仅要培养，还要激励。政府宜设全国性“机器人奖”，每年举行授奖仪式，由国家领导人为最高奖获得者授奖。此外，建议提升与技能相关的各种奖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设立国家级的“十大新产品奖”“十大优秀工匠奖”“十大服务标兵奖”，在各省市或各产业领域也设立相应的奖项。

　　建议在全国和各个省市或各个产业领域定期举办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技能大赛，比赛项目清单应加入新技术新技能方面的内容。最后，再次提议我国申办第45或第46届技能奥林匹克（之所以说“再次提议”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笔者曾提议过），这是从195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有40多个国家主办过，日本、韩国都主办过两届，韩国参加技能奥林匹克选手的金牌获得者还曾受到总统接见，巨幅画像挂上了街头，被民众视为发展生产力的英雄，比我国还更加重视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韩国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重视。

　　“再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据最近报道，德国知名体育用品制造商、每年生产超过3亿双鞋的阿迪达斯公司计划将机器人制造和3D打印作为阿迪达斯球鞋的主要生产方式。该公司CEO赫尔伯特·海纳强调说：“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将利用机器人来进行生产，生产线将回归欧美等消费地”。鞋与服装一样被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象征，过去，制鞋厂曾经撤出欧洲，向韩国、中国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亚洲国家转移，然而“目前即使是在人工费较高的德国，也能以较少的人员实现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生产了。亚洲的生产优势正在逐渐减弱”。阿迪达斯公司的计划仅仅是机器人等自动化机器的发展促使发达国家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的一个最新事例。

　　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去工业化”的浪潮，其主要特点是：

　　（1）在发达国家，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以往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不断弱化，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持续降低，服务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2）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发达国家的大批制造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据点，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崛起；

　　（3）由于向国外转移生产据点，发达国家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竞争力，又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但在国家层次上出现了制造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自2010年以来，随着机器人等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加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对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来说，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使用自动化机器比使用人工更廉价）”的情况，即使是在人工费较高的发达国家，也能以较少的人员实现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的或现在已经不廉价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制造企业开始“打道回府”，推动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开展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特别是在兴起“页岩气革命”的美国，利用页岩气建设大规模无公害的发电厂，使廉价的电力成为促进制造企业回归的又一重要吸引力。当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既不是重复当年的“工业化”，也不只是吸引本国制造业从国外回归，而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夺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拉大美日欧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制造业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制造业之间的差距。

　　当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的时候，仍处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却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所谓“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逐渐趋于萎缩和衰落，表现为制造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服务业所占比重显著升高。从2012年至2015年，我国服务业的繁荣虽然对保持失业率在可控范围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从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水平较低的服务业（目前我国整体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只有工业的80%），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更成问题的是，随着制造业农民工人数的大幅度减少，投资增速的回落，加上一部分发达国家将设在中国的生产据点撤回本国，很可能加大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使美国得以利用其高科技优势作为维护其世界霸权与遏制我国崛起的有力手段，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高度关注的动向。